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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童年，是现代人共同的乡愁。鲁迅先生的《祝福》中，有这样一句话：“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中国四大年画之一的绵竹年画，既是“最像年底”的一部分，也是找回童年、缓解乡愁的一剂良方。
就像川戏和川菜，绵竹年画也是巴蜀文化的重要构成，它吸收了早已亡佚的四川各地年画的风格，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影响遍及西南，远播越南、柬埔寨、泰国等国。
纸 变
绵竹年画曾得竹纸之利。当时绵竹造纸，作坊集中在绵竹的遵道乡。沿一条小河，溯流而上，是远近闻名的纸厂沟，兴旺时，有大小上百家作坊。造纸要经过水浸、石灰腌制、堆码发酵、蒸煮、摊晒、洗料、碾料、打浆、抄纸、焙干、整理等60多道工序。绵纸以莹白、吸水性强、韧性好而远销省内外。
绵竹年画现在用的是一种“粉笺纸”，原来的“绵纸”已改为夹江纸。纸先蒸过，刷上一种产自茂县的“白泥”。泥晒干，粉碎，水泡，滗去浊水，澄清，再晒干，再粉碎，加胶矾和糯米浆。这种纸莹白细腻，载色丰厚，不落甲，不浸水，不起泡。年画迎春是要贴个对年的，只有这种纸经得起日晒雨淋而色彩如新。
粉笺纸制作成本很高。不知原有的“绵竹土纸”为何消失，也不知绵竹土纸与传统年画有多大的依赖关系。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它的消失是绵竹年画“式微”的一个信号。
上个世纪80年代，一批台湾画家曾去遵道乡参观过，当时还有几家作坊在生产，现已不存，只是沿造纸沟两岸还剩下密密匝匝的坑。据说画工李方福年轻时造过这种土纸，而今这手艺已是“屠龙之技”。
比绵纸更早佚失的，是绵竹。绵竹，本该是绵竹市历史的活化石。前些年，林业部门试图从外地引进“绵竹”重新栽种。但多已枯死。我在绵竹市年画博物馆天井里见到此物，竹影摇绿，竹节遒劲，竹叶婆娑。陪同我的馆长胡光葵却面有赧色，低声说：“这是假的。”
艺 绝
年画在绵竹，按制作方法可分为“捶墨”、“落墨”和“填色”三大类。
画工直接临摹翻刻名人字画，拓印原作，于是绵竹年画中就有了“捶墨”这一特殊品类。这类拓版，绵竹年画博物馆收藏有近百张。它当不当属绵竹年画，艺术界有分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有刻工的再创作。
绵竹斯文久远，才人辈出。出身绵竹望族的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杨锐家，即藏有丰富的名人字画；曾主持过岳麓书院的南宋理学家张拭，书法鲜存，他的墨迹赖故乡绵竹年画的“捶墨”以传。
“落墨”以水墨为主，近似国画中的小写，内容多是神像和戏曲故事。
代表绵竹年画主流的是填色，也称“红货”。
杨柳青、潍坊、桃花坞等地年画多是套版彩印，画版繁多，程序复杂，线条细腻，颜色讲究，几十上百张版才能合成一副画。但一种艺术，若过分地对技术依赖，其后果，也容易被新的技术淘汰。如在印刷机、柯林影印术、电脑刻绘等的冲击下，传统的木版年画就很难生存。
“年画几千几万张，均用手工彩绘出。”绵竹年画的线条也是雕版印刷，但通常只有一张版，只起轮廓作用。同一张画版印好轮廓线后，局部着色用笔填画，不同的画工有不同的画风，脸形、神情和服饰的色彩都各有不同。制作工艺不如其他年画，是绵竹年画的不足，也是独到的优势。
绵竹年画，色彩鲜艳，多是天然颜料，靠画工自己调配，用苏木、红花制成红色，用烟墨制黑色，取蓝淀提蓝色，捣槐花籽做成黄色。这些颜色因制作方法不同，色彩个性张扬。黄丹、佛青、桃红、品绿等五颜六色被称为绵竹年画的“大色”。根据年画内容的变化，也有以水墨为主的素色。着色的方法既有精巧的“明展明挂”，也有粗犷的“填水脚”。
填水脚是绵竹年画的绝活，也叫“赶水货”、“行门神”(喻其快)。它的产生，亦如陶瓷精品出于“窑变”和“胎裂”，是一个美丽的错误，不经意中创造的奇迹。以前，临近年关，画工为赶活计，不免手忙脚乱。趁收拾画案的片刻工夫，挑捡残余纸张，用揩洗碗内剩脚颜料的水色(方言“水脚”)，仓促填色。
画填水脚的，是技术娴熟的艺人。作品小幅居多，画面多为武将、文官、金童玉女，急就之作，一气呵成，看似寥寥数笔，实则挥洒自如，墨气酣畅，气势雄浑。然而，填水脚门神，画工通常得赶夜市，摆地摊，卖给穷人。也有混在大桩货中的“残次品”，被年画商误收，连年积压，无人问津。
“填水脚”，长期以来，明珠暗投。发现艺术美，也需要艺术的眼睛。1960年，四川省组织专业画家发掘后，“填水脚”大放异彩，被誉为“举世无双的大写意彩绘”，受到中外艺术家的交口赞誉。1982年，“中国四川绵竹年画”赴香港办展，当地媒体惊叹“填水脚”神妙，“绵竹门神特色独具”。
画 遗
俗语说，“世上有，戏上有，戏上有，画上有”，道理只说了一半，反推过去，“画上有，戏上有，戏上有，世上有”。一批古画和清代年画旧版再现了绵竹的历史；而这些险些毁之一炬……
《游春图》现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成了绵竹年画的扛鼎之作，镇山之宝，而曾几何时，它差点就成了绵竹永远的追悔——
这幅画的作者叫黄瑞鹄，绵竹人，生于清末卒于民国。擅长人物画，受年画影响，布局喜对称，造型好夸张，设色多明艳，为士子文人所不屑，讥为“画匠”。年画商却争相竞聘，无论是起画稿，刻线版，还是徒手着画，黄瑞鹄样样在行。清末，绵竹年画作坊有300多家，带动了造纸、制笔及染料加工等产业。县城中有一销售染料的大户，人称“黄膏子”(染料旧称膏子)，喜风雅、好书画，收藏颇丰。当年，黄膏子把黄瑞鹄延聘至家，好菜好酒侍候，长年为他画年画。《游春图》就是黄瑞鹄劳作经年的一幅年画精品。
临近解放军入川，黄膏子为保平安，闻风而动，遣散店员，耗散家产。他嘱帮工，凡看得起的，但拿无妨。管账周先生便从他书房秘箧中取走了这幅《游春图》。
改天换地，传统年画价值贬损。周先生把这图传给儿子周文星。周文星将其束之高阁，并不十分在意。直到1979年，拨乱反正，开始陆续清退红卫兵破四旧查抄的东西时，周文星这才想起有这么一件旧物。
打开画卷，虽已泛黄，但笔触细腻，色彩艳丽，或许可找个买主。周文星在县医药公司上班，手头拮据，将画寄给四川美院，请他们酌价收购。
美院的经办人却以为年画俗气无价值，不着一字，原物退回。正在美院进修的绵竹县文化馆馆长、县年画社社长侯世武逢巧目睹，悲喜交加。他赶回绵竹，找到县医药公司经理杨继锐，请杨一起给周文星做工作，捐献给县文化馆。周文星应允了。文化馆付了80元酬谢费，县政府颁发了一张奖状，从此《游春图》成了绵竹人骄傲的资本。
1960年，四川拨专款抢救绵竹年画遗产。省上派群众艺术馆和美协的画家到绵竹，在文化馆的配合下，组织年画艺人走乡串里，搜集发掘了一批珍贵的实物资料，有门神年画手稿20多套，木刻版近200套。
当年4月，搜集工作即将结束，突然喜从天降。一位居民急匆匆找到在街上散步的画家史维安、傅文淑，你们不是要收年画？废品收购站正有人卖。
两位画家赶到收购站，一批废纸刚过完秤，有200多斤，全是旧年画。原来是一家倒闭的老纸铺以前的存货，门神年画神像什么都有。这家后人清扫阁楼，当成废纸一起卖了。
版画家史维安先生事后感慨：“幸好抢救及时，过几年就是四清和文化革命，这批东西想保也保不下来了。”
从此绵竹年画的历史，便有两种走向：这批纸本年画由省上的画家带回成都，交省群众艺术馆保存；再就是木刻老版，由县文化馆(后来交绵竹年画社)收藏。
1966年5月16日以后，文化革命的第一波，“破四旧，立四新”。新任文化馆长侯世武和“靠边”的老馆长黄宗厚等，惦着这批老版，未雨绸缪，急中生智，将它们藏进文化馆厢房的夹墙中，封实钉牢，并相互嘱咐：严守秘密，注意动静。在红卫兵掘地三尺的疯狂里，几车古书和一批文物被抄走，而这批年画老版总算虎口余生。
转眼又到了1968年。西南电力安装大队在绵竹安装高压线路。县革委生产委员会把这些工人安排在文化馆吃住。一天晚上，几个工人打扑克，天冷取暖，砸开了木板墙，发现了这个秘密。第二天起，炊事员刘某就抽取年画版劈碎煮饭。黄宗厚、侯世武闻讯后，立即报告了县生产委员会，县人民武装部陈才高当即带领黄宗厚、侯世武等人前往文化馆，制止了这一火焚年画刻版事件。可惜的是，原有200多块画版，竟被烧去70多块。
30多年后，已卸任的年画博物馆老馆长侯世武讲起这批画版，又是欣慰，又是痛心。笔者打探这批画版的下落，侯老师说，现已申请了一笔钱，做了几十个大柜子，全部珍藏在年画博物馆的保管室，或许以后会陈列展出。
侯世武还介绍了内中一块画版的价值。这块刻版，版子上有斋号，刻的是“大清中国一统地图”，时间是清嘉庆年间，共有四个版块，每块两面，拼起来就是2米高4米宽的八张单屏，等于两张大床的面积。地图上标识着清嘉庆年全国的山川形势、桥渡、城镇、塔寺和较大的村落，显示了当时的行政建制，还包括了多个藩邦。这幅地图采用的是平面与立面相结合的形象画法，“详于水穷于山”，讲求意境，具观赏性，也有实用价值。这组古版地图的文物价值，至今尚未鉴定。自收藏后，便藏之秘箧，鲜以示人。只在1983年中国地图出版社闻讯赶来，经有关方面特许买走了一套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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