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
生死两相安
三年前我曾经说过，“我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当时我73岁。如今我长了3岁，准备就更充分了。这三年来，我认识的人中不断有人告别人间，他们中很多是我尊重的长者，或者比较亲近的人。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生死的距离也在重新丈量。悼念者成了被悼念者，就亲人来讲，原来是兄弟姐妹悼念母亲，近年轮到自己的兄弟姐妹了。去年，我最亲近的二姐去世了。曾经像我父亲一样呵护我的导师，前年也走了，94岁，已经是高寿了。最近，同事传给我一张我国病理生理学界前辈在改革开放初期聚会的老照片，他们都是我非常尊敬和亲近的老师，如今有一半多也都离开了我。不久前，我们北京大学医学部相继送别了徐天民副书记和出版社陆银道社长。还有韩济生院士的夫人朱秀媛老师，我一直与她亦师亦友，非常亲近，两个月前也离开了。我的一些大学或研究生时期的同学，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人去世，他们与我年龄接近，他们的离开自然会在自己的意识中引起一些波动与感慨。我已经对死做好了准备，倒是没有什么恐惧，只是每每引起我的感慨，人生真如白驹过隙，一眨眼的工夫，一生就走完了。于是追问，我们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死亡又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回答死亡的叩问，关键还是要理解生命的含义。 人都怕死，尤其今天的生活水准提高得太快，世俗的诱惑太多，我们实在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因此，对死亡好像更加恐惧。 北京大学医学部王一方老师说，如果怕死，就会让人始终活在恐惧中，而死的时候会痛苦万分，难以解脱。我觉得很有道理。因为生死无常，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死，不要以为年轻就无忧无虑。最近我们就送别了一位年轻医生，他是我们北医八年制的毕业生，在清华长庚医院工作，才28岁。更不要说像我这样年龄的老人，谁知道什么时候身体重要器官一下子就发生了扳机效应，突然告别人世呢？所以，一个人如果害怕死的话，就会永远处于恐慌之中。一个人始终活在怕死的阴影之中，是很悲哀的。 我们现在的过度医疗，很大程度上也与对死亡的恐惧有关。人体的复杂性与医疗技术的有限性，决定了医学的不确定性。现有的临床诊断与治疗指南，一般都只能提供一种概率。所谓成熟的医疗技术，也不过是正确的概率比较高而已，所以临床上没有打包票的事情。比如， CT检查肺中有一个小的阴影，尽管根据经验，是恶性肺癌的可能性很小，但也不排除可能会迅速发展并转移成恶性肺癌。尽管手术治疗会带来相应的身体损害，而不予治疗也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万一”呢？这个“万一”可是死亡啊！于是多数情况下为了排除这个“万一”，一般都会选择手术切除治疗，宁可承受非常大的非死亡损伤。相反，如果一个人对死亡看得淡一些，可能就会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譬如再观察一段时间，看看这个病变会有什么进展。2003年我担任领导职务后，伴随体检的升级，当然还有医疗检测技术的飞快发展，我身上不断发现有可疑癌症的肿块，现在至少有4-5个地方了，但保持观察，结果都没有进展。到我这个年龄，前列腺基本都会发生单纯性肥大，我也不例外，超声检查诊断明确，症状基本可控，相安无事。前年新增磁共振检查，结果发现前列腺底部右叶有疑似癌症的病灶，前列腺癌抗原标记物（PSA）超标，医生约谈，告诉我有癌症可能，征求我是否做进一步活检检查，我决定继续观察。4个月后检查没有明显变化，再4个月检查，发现病灶缩小，但另一部位——前列腺尖部左叶却出现新的可疑病灶。再过半年检查，没有变化；又过了半年，仍然没有变化，尽管PSA仍轻度增高，医生已经改变诊断为增生结节了。再看一个相反的例子，我的一位朋友在当地体检时，发现可疑前列腺癌，来北京某医院就诊，医生建议做活检，惊吓之余电话咨询我的意见，我介绍他到北大医院泌尿外科，给他做超声检查后明确告诉他可以排除癌症，他高高兴兴地回去了。但过一段时间，想想还是放不下心来，他又去省里的大医院检查，在活检时不幸被严重感染，虽然最后证明不是前列腺癌，却差一点丧命于脓毒血症。我想从上面的例子中，大家很能体会到对死亡的恐惧程度会怎样引起到过度治疗。 对死亡的恐惧还会造成临终阶段的过度抢救，“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成为很多病人与其家庭成员的宗旨，结果浑身插满管子，无辜经受地狱般的煎熬，最后在极度痛苦下离世。 我曾在第二次清明论坛时作过一个讲话，后来整理成一篇题为《感悟死亡》的文章，收在《医学的温度》这本书里面，得到很多读者的肯定，所以我就不展开讲了。总之，我们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体会人在宇宙里是多么的渺小，在历史的长河里又是多么短暂的一瞬，我们每个人的生死实在是不足道。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明白一个人活着的意义。 其实，人作为一个物种，作为这个地球上大千世界的一个生物，他与别的生物是有共性的，那就是活着是为了传承。很多动物一旦完成繁育以后就死，因为已经完成了它的生命价值。人作为一个物种，活着的生物学意义也在于基因的传承。人的物种能够得以保存，能够不断演进，都与死亡紧密相关。当然，人跟别的物种有所不同，人有记忆，有认知，所以能创造知识，会思考意义。随之也需要学习，不仅需要身体基因的传承，还需要文化的传承，我们称之为“模因（meme）”的传承。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活这一辈子，除了生物学因素的传承以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人类创造的知识与精神财富通过自己传承下去。我们中国文化伟大的地方，就是信奉敬天法祖，我们这一代敬的是逝去的祖宗，而对后代来讲，我们也是祖宗。我们敬仰祖宗，就是要把前辈的文化，加上自己所活这段时间里创造的价值和塑造的观念传下去。就这样，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走到今天，文化薪传，绵延不断，这一点比别的民族做得更好。 我很欣赏作家史铁生的观点，即我们每个人都自带光芒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文化与文明添彩。他说：“我相信每一个活过的人，都能给后人的路上添一丝光亮，也许是一颗巨星，也许是一把火炬，也许只是一只含泪的蜡烛。”这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如果说得再简洁一点，就是让后人记得我们曾经来过、爱过、为这个世界的美好奋斗过。如果每个人都能这么想这么做，他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电影《寻梦环游记》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只要你还在人的心里，那你就没有死，只有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忘掉了，那你就真的死了。所以，事实上我们活着的时间都很短，但是我们来过、爱过、奋斗过，还做出了贡献，留下一点光亮，那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了。这么想的话，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就会好得多。如果我们都能做到印度诗人泰戈尔所说的“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总之，我们要从观念上、思想上对死亡有更加深入的哲学思考，想开了、想透了，就获得了彻底的自由。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帮助人们做到生死两安，特别是让人能在生命最后阶段走得好一点，让死后对亲人的抚慰做得好一点。 生命最后一段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参照全社会的平均期望寿命，特别是健康寿命，65岁以后的老人就应该得到全社会更好的照顾。在我看来，老年人失能以后，如果说再加上一些基础疾病，求医问药是必须的，但最后的一段时光在医院里面度过，肯定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因为医院主要治疗疾病，让失衡、失序的生命状态得到恢复或达到新的平衡，而不是来解决衰老问题的。衰老患者长期离不开医院，是很痛苦和悲哀的，他们需要适老的居家或者良好的社区或养老院照护。这一点，我觉得应该多宣传。对老年康养，不仅政府要在政策与投入上给予保障，全社会都要重视并付诸行动。我也相信，老年康养一定会成为朝阳产业。 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应该得到更好的临终关怀。当下，安宁疗护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政府正紧锣密鼓地出台各种各样的扶持政策，投入也越来越多，发展势头不错。最近，在国家卫健委的组织和支持下，《姑息治疗与安宁疗护基本用药指南》出台，这份指南花了很大的功夫，做得非常好，标志着安宁疗护事业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总体来说，这项事业还刚刚开始，还有许多具体问题要解决，广泛推广的任务还很艰巨。 要做到生死两安，还要做好死者亲人的精神抚慰，这就牵扯到我们的丧葬文化。中国人有崇敬祖先的优良传统，从古至今，中国人对丧葬都很讲究，举办得很隆重。现在，我们一方面要移风易俗，另一方面要提倡先进的丧葬文化，提高丧葬的质量，通过丧葬活动让亲人的哀伤得到缓解，让后人得到教育。 最近，网上对当下盛行的“131”殡仪模式表达了不满，所谓“131”，就是在殡仪馆里由主持人念一遍悼词，大家鞠三个躬，绕着遗体转一圈就匆匆结束。平心而论，这种形式确实不能充分体现我们活着的人对死者的深切悼念。前不久，北大哲学系有一位著名老教授去世，学校和弟子为他设了个灵堂，大家都可以相约在一星期的时间内去祭拜。我第一天没有时间去送行，后来抽时间赶紧去追思祭奠。在灵堂里，我看到老教授生前出版的书，还有录像资料记录了他的执教生涯和晚年生活，看后觉得音容宛在，起到了很好的追思效果，是一种教育与激励。像这样的悼念活动，值得进一步丰富和推广。 当前还存在一个墓地问题，它正在成为一个社会热点。有人说墓地成了新一轮的房地产，有人圈地后把价格抬得奇高。对此，我们要提早警惕，有所防范，切不可造成新一轮的社会不公，或催生新的不良社会风气。 现在还有人提出医疗与殡葬一体化的问题，就是要把分属两个管理部门的医疗与殡丧的工作统筹和衔接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创新，难点还不在具体做法上，而是怎么才能从文化观念上衔接起来。 王一方教授提出“围死亡”的新概念，我觉得非常好。我们以前的妇产科与儿科是分开的，孕期归产科管，生出来的孩子归儿科管，后来有了围产期与围生期的概念，两方面紧密结合起来，产妇跟新生儿的医疗服务质量马上就上去了。我们现在建立“围死亡”的概念，就是把生命最后阶段的临终关怀和丧葬期哀伤抚慰统合起来做，我觉得这无论对减轻死亡痛苦，还是对改善丧葬文化都将发挥积极作用。我期待大家对此有充分的讨论，提出更好的行动建议。 （该文刊发于2021年6月9日《中国社会报》一版，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本文根据作者2021年4月9日在北京大学清明论坛上的讲话整理而成，经其审定并同意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