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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民间文艺——薅草锣鼓
薅草锣鼓。又名“锣鼓草”，在薅包谷（玉米）草时由上下歌郎击鼓鸣包锣演唱。薅草锣鼓是巴人留下的一种古老的民间文艺。它的功能似“巴渝舞”为集体劳动时的“战地歌舞”。歌郎击锣鼓歌唱，参加集体劳作者评锣鼓节奏起“舞”达到以齐功力，调动劳作节奏，提高劳动效率之目的。歌郎演唱的内容丰富，从“金鸡开口”到“收工放鼓”再唱到“金鸡闭口”都有歌可唱。
唱出男女情的薅秧歌
薅秧歌。巴中人薅秧时手杵一根竹棒，用右脚薅秧，一般为集体劳作，薅秧有唱薅秧歌之称。
薅秧歌词为七言，曲调由四个乐句构成一个完整的曲调。都是一个人领唱，众人邦合。内容很少反映薅秧草质量，大部分为反映男女情。
民间“耍龙灯”——舞龙
舞龙，民间谓之“耍龙灯”，主要从正月初一至十五日举行。龙的类型有：彩龙、火龙、水龙、板凳龙、草龙等五种，其中火龙最有特色。
耍火龙时要用烟火冲烧，民间谓之“烧花儿”，烧掉秽气。其花儿通常有纸花、竹筒花、牛欠花、生铁水花等。
巴中市的一大特色——山歌
山歌即在山野唱的歌。山歌是巴中市的一大特色，全市农村有丰富的山歌，从内容上看以情歌为主，其它内容的山歌为辅；从曲调上看有平腔和高腔两大类，但以平腔为多；从演唱形式上看有独唱、对唱、一领众合（薅秧歌），以独唱为从。从山歌演唱形式看以对歌最有特色。即以问答形式的对答演唱。
巴渝舞
历代记载它的典籍史志颇多，对其起源也各说不一，但大多肯定它无论是在古战场，还是在民间乃至在宫廷都非常流行，在古代的军事、政治以及音乐艺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巴渝舞”的由来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进。
第一个阶段是周武王伐纣之前的初始时期。古巴族人在常璩的《华阳国志》中被描述为“勇猛、剽悍、善战，能歌善舞”。这是古巴族人同自然抗争，同周边部落斗争的结果。由于殷纣王武丁曾四次征伐古巴国，其中他几次御驾亲征，巴师主力大受其损，造成国也不国了，但他们“负固不服”。后周武王伐纣，正迎合巴人复仇的心愿，并自然地加入了武王伐纣的战斗。巴人在战斗中将在生活中积累的歌舞编排成整齐有序的军歌军舞，以其庞大的气势慑服了敌人。故《华阳国志.巴志》云：“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
第二个阶段是“巴渝舞”的孕育时期。周武王利用前歌后舞的迷惑范围广，现四川、陕西、重庆、湖北大部份区域都在其中。“前歌后舞”也在此幅域广为传习，经世利用，用以抵御周边的方国、部族的侵袭。所以范晔在《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记载：“阆中有渝水，其中多居水左右，天性劲猛，初为汉前锋，数陷阵……”。
第三个阶段是，进入宫廷的成形时期。汉高祖刘邦步武王先例，平定三奏，灭楚。他深知前歌后舞在他领兵打仗的生涯中带来的巨大收获。后来做了皇帝，干脆将其加工改编，从巴族、渝人中共挑选36人为鼓员，组成乐队而令其习之，成为宫廷之乐，因此而称为“巴渝舞”。《晋书.乐志》曰：“巴渝舞曲……总四篇，高祖乐其猛锐，数观其舞，使乐人为之”。后来此舞又几易其名。杜佑在《通典.乐七》中曰：“魏文帝黄初二年，改巴渝舞曰昭舞；晋又改昭舞为宣武舞……宋武帝又改正德舞为前舞，大豫舞为后舞……但大都只改其名或辞，不变其舞，舞相传习，至今不改。”可见，巴渝舞由古巴人创作，后广泛传习于巴子国幅域，后被汉高祖引入宫廷。由于古巴人特有的方言和表演形式，大多难知其歌词原意，也不通晓其句逗，曲谱和舞式到宋代以后逐渐失传。但它在人类历史上乃至今天的舞台艺术中永远闪烁着无比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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